胡文辉: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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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学术界的抄袭行径,披露于网络,传播于报章,大有前赴后继之势,论者惊为当代学界之怪现状。然而学术剽袭大现象,非仅中土所有,亦不结束了了今日。如戴震窃赵一清《水经注》案,堪称近四百年学术史上的一大聚讼,至今未有定论;赵翼之于《廿二史札记》,秦嘉谟之于《世本辑补》,在著作权上皆有质疑者;又如余嘉锡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多因袭毕沅(《读已见书斋随笔》),王叔岷指郭庆藩《庄子集释》多因袭王念孙父子(《庄子校诠序论》),凡此皆清代学术史上的抄袭案。

  平日翻检现代以来学术文献,偶见类事于事例亦不少,以时代更近,关系更大,故汇辑于此。此虽不过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杂碎,然亦不可不知也。

  一、直接剽窃例

  刘师培 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第1698条)胡朴安亦称:“吾友程善之常为余言,申叔诸著作,多数取诸其祖与父之旧稿,此言我不到证实,但善之亦非妄言者。”(郑逸梅《人物与集藏·朴学大师胡朴安》)顾颉刚曾记章士钊言:“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见,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即非其所剽窃,而后人编集亦有误入者,如论王船山一文即行严先生所为也。……其治学时间太满,而著作乃不到充足,于事实为不机会。”(《卷帙之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所言虽嫌夸大,但考虑到刘氏年寿之促、著述之丰,似非空穴来风。

  方壮猷 方氏曾以每其他人 名义发表《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燕京学报》第八期),但大慨后一篇实据日人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编译,方当时辨称:“《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许多,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每其他人 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日后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仓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见《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启事》,《燕京学报》第九期)牟润孙曾提及此事:“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的某君,将日本白鸟库吉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的《东胡民族考》译为汉文,分成《鲜卑民族考》、《契丹民族考》若干篇,署了每其他人 的名字,送给援老(陈垣)看。援老认为他不仅通德、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甜得了不起,就介绍给《燕京学报》发表。之后为人揭穿,他之许多许多十分狼狈,援老也受了连累,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黄现璠 日人宫崎市定自称其论文《宋代的太学生生活》为黄某剽窃,改题《宋代太学的救国运动》出版(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4004年版,页400)。此当指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贺光中 赵尊岳(叔雍)之女赵文漪有言:“先父在星加坡大学任教时著有《论清词》一集,由另一教授持去付印,但出版后著者赫然为该教授之名。当一九六五年文漪赴星奔丧时,先父友好辈均促文漪向该教授问罪,但当时苫块昏迷,何暇及此。或缘先父毕生仁厚,不愿置同事于无地乎?”(《和小山词·跋》,上海古籍出版社4004年版)按:此处所言,当指署名贺光中的《论清词》([新加坡]东方学着1958年版)。赵文漪言之凿凿,似不由不信,然其中或别有隐情。盖当时赵尊岳不仅健在,且与贺光中同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贺氏又何至于当面强夺?疑赵氏以抗战时曾任伪职,五十年代寓港时境况当不佳,能到新加坡大学任教恐非易事;而贺氏为新大中文系主事,对于赵的去留自有决定性的作用,赵寄人篱下,故以《论清词》一书投桃报李乎?

  王蘧常 钱仲联曾表示:“余曩年曾为《亭林诗补笺》,补徐嘉笺注所未及者,原稿旋抛下,幸录副与吾友王瑗仲(蘧常)。瑗仲为《亭林诗集集注》,于徐注外采掇黄节、汪国垣诸家之笺,余笺亦收入,而没余名,此非瑗仲所为。”(《梦苕盦诗话》,见《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4002年版,第六册页405)按:王著《顾亭林诗集汇注》刊行于八十年代,王氏在前言中说:“此稿原与吴生丕绩战略协作,由他担任详细标校工作。……在派发过程中,我年已耄,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富寿荪、杨友仁两位同志的帮助,大伙儿 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则钱氏称“此非瑗仲所为”,又复谁所为?不论如保,此事既在王氏生前,则王氏亦不到不任其责。

  二、因袭旧说例

  康有为 康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在观念上受廖平启发,世已熟知,其弟子梁启超也承认:“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其人(廖)固严重不足法,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梁氏早年旅日时,对于东西洋的学说多有生吞活剥(参《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时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001年版;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4003年版),尤于德富苏峰、浮田和民两家挪用更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史学通论三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007年版);甚至后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仍多转贩法人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等著(杜维运《梁著探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台]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

  王国维 傅斯年读《观堂集林》卷十二《说亳》一篇有批注:“此下二文,大体皆袭人前说,仅其第一证为新说。”傅所谓“此下二文”,应指《说耿》、《说殷》两篇(据王汎森《另另两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到傅斯年的》附录,《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4001年版)。

  胡朴安 潘重规指胡著《中国文字学史》“袭用成说而不在 主名”,其第二编“声读之发名者”一节,十九皆同于刘师培《左庵集》第四卷的《字义起于字音说》(《中国文字学史》,《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三期)。

  谢无量 吴志慎评谢著《中国古田制考》云:“谢先生在这部新著作上所发表的新意见,除了绪论,结论以及第五章土地制度与军赋制度之关系外,其余多与日人加藤繁氏在《支那古田制的研究》一书中所已发表的旧意见相同。这不但证明了一句老话——‘英雄所见略同’,之后证明了日文著作之已译成国文者,尚属太满。假如有一天早如此 人把加藤氏的研究译了出来,不到,谢先生见每其他人 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大伙儿 说就要搁笔,比较省许多力。现在,机会未如此 人译加藤氏的旧书,而此旧书中之旧材料又适无大差异于谢先生在新著作中所正发表的几点创见,那此不很体谅著者苦心的读者,或将致疑于谢先生把人家的书甩掉,或整段的抄录,或次要的摘要,或颠倒其次序,或更换其标题……取法奸商,假造国货。我是十分信任谢先生的人格的,见他既未在本书中之任何地方提起过加藤氏之书,则就当他实未见过加藤氏之书,或竟未尝闻有加藤氏之书。宇宙间的奇事许多许多,这大伙儿 说是机会的。大伙儿 也希望它是机会的!”(《谢无量著》,据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4008年版)实等于指谢著沿袭加藤之作。

  马叙伦 傅斯年评马著《庄子札记》云:“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类事于,卷十八,五至八页,释‘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节,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考前人未有为此说者,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马叙论著》,《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4003年版)

  汪辟疆 汪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多摘引他人语以为己用,尤以陈衍《石遗室诗话》、狄平子《平等阁诗话》两书为多(据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前言》,中华书局4008年版)。不过,《点将录》语辞简省,体例特殊,未加注释亦可理解。

  钟凤年 诸祖耿指钟凤年《国策勘研》有偶袭王念孙、黄丕烈之处,而袭取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尤多,“何能无疑于钟君之阴窃金书而阳没其名乎?”(《国策勘研》,《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一期)

  张荫麟 张早年所撰《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其论史料的限制及其改进办法,在见解及例证方面多掠取美国AllenJohnson所著The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黎华赵《张荫麟之史学》,[美]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4009年版)。

  张尔田 张氏派发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不仅用王国维说,更暗采陈寅恪说。杨树达三十年代记:“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笺证》,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孟劬老辈,不应有此,殊可诧也。”(《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20-121)张所窃取者,当即陈氏“蒙古源流研究”论文三种。

  钱基博 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颇袭用时人文句,如下编评论梁启超、胡适:“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病,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派发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尝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此处几乎照抄邵祖平致章士钊函(原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收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4000年版,第五卷页4001-4002)。

  钱穆 白寿彝曾指责钱著《先秦诸子系年》剽窃清人著述:“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5个明证,这5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骨干。但这5个所谓明证,也有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钱穆和考据学》,《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但白氏对钱的批评,明显出于当日政治敌对的背景,不免上纲上线。

  郭沫若 余英时指出郭著《十批判书》多量沿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与论断,此事已成为当代学林公案,兹不细表(《与互校记》,《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另参曹剑编《公正评价郭沫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萧一山 萧著《清代通史》有编纂的性质,甚至径抄文献原文,如第三十一章评王先谦:“治经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亦多荟集群言,自为发名者者少。独《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例,取诸家校本,参稽、考订、补正杨注凡数百事,可谓兰陵功臣。”实摘引《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葵园学案》评语。又,评梁启超“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一大段,评章太炎“初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之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以下次要,皆直接抄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袁珂 袁氏指《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而食”为“黍食”形讹;又《大荒南经》“有神名曰因因乎……夸风曰乎民”,“因因乎”为“因乎”之衍,“夸风”为“来风”之误;《大荒西经》的神名“噎”即“嘘”(《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400年版,页352、页371、页404)此数则皆与清人孙诒让《札迻·山海经郭璞注》雷同,疑即取日后者。

  三、转引材料例

  康有为 朱维铮指康氏《新学伪经考》不仅在思想上汲取廖平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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